俄罗斯与伊朗两国外长通电话 强调加沙地带应立即实现停火

有很多法官感叹，审判绕着数字转。

我以为，王书金的口供中有些细节与现场事实不符，并不能否定其口供基本内容（即强奸杀人）的真实性，因为他的供述是在案发十年后做出的，出现一些记忆误差不足为奇。我以为，由于多数听证人并不是法律专家，合议庭没有必要让他们对案件中的具体证据发表评论意见。

正因为如此，我国刑诉法才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对于我这个老宅男来说，不用晚上外出，倒也乐得轻松，只是已经想好的话，不说出来，岂不是白费了心思。这样获取的口供，即使内容与现场情况完全吻合，也不能保定其真实性。我们不能肯定说本案有刑讯逼供，但是也不能排除刑讯的可能性。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吃一片安定？ 进入 何家弘 的专栏。

让司法机关自查自纠，往往会遭遇推诿拖延，所以一些国家就借助民间力量来推动错案的发现和纠正。假如聂树斌今天能够站在听证会上陈述，那么其供述内容与现场情况的吻合还具有一定价值，但是现在听证人只能看到案卷中的讯问笔录，而且据说聂被抓之后的前四天是没有笔录的。具体路线有别，政治理想与领导体制岿然不动，这是中国政治连续性的奥秘。

事实上，如果法官更像法官，律师也必然会更像律师，死磕现象兴起所提出的真问题似乎并非司法制度权威不足的问题，而是法官自我规范化的问题。法治不可能完全吸纳民主，行政也不可能完全吸纳政治，否则香港就不会发生为追求普选而以中度违法为特征的占中了。当然，威权反腐的问题并不因立竿见影的反腐成效而被取消。观念上的博弈以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的双重区分为典型标志，前者是法治与非法治的路线之争，后者是法治内部的工具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其结果和总体趋势都是加强了法治的规范性优势和话语中心地位，使得法治话语正式进入1997年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

腐败是人类政治顽疾，民主或非民主政体均深陷其中，程度不同而已。1978，春天来了，文革终结，改革当立，道德理想主义陡转为经验实用主义，一切的政治思考与决断开始重新接地气，从中国政治最基本的问题--民生（温饱）出发，重建国家体制与合法性。

法治在新中国历史中的重新确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来自于对1949、1978两次秩序转型的理性扬弃与综合。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及整体中国历史发展而言，似有循序渐进式的福山框架与历史逻辑贯穿其中。反腐无疑是2014年的最热关键词之一。执政者、法学家、法官、民众甚至死磕派律师均为这一过程的奠基性力量。

这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之代表性力量，其出现与作为表明中国法治已获得勃勃之社会生机。总之，中国法治的自主性与经验层面的独特性、多样性决定了2014年开启的未来三十年中国法治进程不可能照搬任何外来经验，也不可能复辟任何旧有经验，而必然是一个建构新法治的改革创新过程。因此，告别革命就不仅仅是改革初期中国政治进程的局部自觉，而是一种贯穿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福山所谓的现代国家三大支柱因素国家能力、法治、责任制（民主）框架尽管不完全或主要不是提取自中国经验，但对于解释中国发展转型路径深具潜力。

在主要依据内部政治决断与自主选择而进行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显然成为规训威权、重构秩序、保障自由、推进有序民主的中枢性系统。改革开放时期曾有经济学者从功能主义角度论证腐败有理，有利于克服转型期的制度短板，搭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平台，但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而言，执政者显然已感到得不偿失。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反腐自1950年代初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案开始。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中国与世界皆然。

这一转折来之不易，既是改革三十余年社会多元化与秩序演进的自然要求，也是执政者与时俱进、秉持回应伦理的适时决断。顺之逆之，各有选择，但时代进步潮流不可逆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主要理由是：a. 根据4月2日央广网转发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的一条新闻，题为刘瀚锴一行到白俄罗斯大使馆进行文化交流，因此刘是此次活动的主角，尽管网上资料显示刘为毕的外事助理，但此次活动他的主要身份应为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也就是说，有的言论尽管牵涉公共关切，但是假如该言论正好发生在该雇员的工作职责之内且影响了工作，那么仍然有可能无法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原编辑按】毕福剑的《智取威虎山》唱出了很多关于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讨论。

2、有关言论是否涉及公共关切（public concern）。有的职位可能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因此可能会拒绝持有或发表反对党意见的人，例如一个民主党国会议员拒绝一个共和党人担任他的顾问或写手。

三、央视能否因毕的言论而对其加以处理 以上两点说明了毕的言论应受宪法保护，属于言论自由范畴。我们比较一下这些措辞诸如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与毕言论的主体部分把我们害苦了，实际可以发现毕的言论并未直接违背决议精神。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得出将毕福剑事件置于美国宪法背景中的大致结论。毕福剑事件牵涉到言论自由、隐私权等诸多法律问题，本帖试图主要从美国宪法的角度进行简要讨论。

有论者说因为该言论是在饭店这样的公共场所发生的，因此就不涉及隐私权，还有论者说，这个饭局的性质并未非常私人化因而也不涉及隐私权，但这些都是对隐私权的误解。也就是说，有关的言论自由仍然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受到限制。五、毕福剑事件是否涉及隐私权 毕福剑事件中的相关言论发生在一个十数人参与的饭局中，将有关毕言论的视频发布到网络媒体上并未经过毕本人的许可。在Cohen v. California一案中，涉及的争议言论是当事人衣服上的Fuck the Draft（去他妈的征兵），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共场合用粗话表达政治意见属于言论自由。

但另一方面，倘若基于比较法上功能主义视角的考量，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关问题所涉利益和视角具有相当一致性。在毕福剑事件中，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并非私人机构，它针对毕的言论而对其加以处理的行为正好满足这一条件。

但饭局的言论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有关饭局的事实仍然并不清晰。而毕福剑的争议言论与此类似。

毕福剑事件所涉言论的核心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不过，在第一修正案理论中，关于雇用问题与言论自由关系的问题有许多情形。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民主党执政，他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共和党倾向而拒绝他担任那些与政治倾向关联不大的工作，例如警察职位。法院认为，这个言论属于政治性言论，因此属于公共关切事务，因此他不应因此被解雇，除非该言论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表现。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不少朋友举出比方2014年快船队老板斯特林种族歧视言论种种后果的例子并不恰当，因为最终惩罚斯特林言论的诸如NBA等组织都非公立机构。关于这个问题，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权威文本和最终结论。

b. 毕未参加白天的活动，只是参加了晚上的饭局，这个饭局固然包括了白天活动的一些人，但并未包括白俄罗斯大使等主要官员，而多是一些文艺界人士，因此不能说是工作饭局，而且他只是作陪，这可以从照片中他较为随意的着装（包括运动鞋）中看出来。因此，本帖主旨并不意图支持或反对毕福剑本人，也不意图开启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党史问题的意识形态讨论，而只是试图以某种头脑风暴的方式揭示其比较法上的可能问题。

比方这些论述：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进入专题： 言论自由 隐私权 毕福剑 。

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政治法律背景不同，这提醒我们上述结论存在限度。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这样几个考虑：1、中国法上关于言论自由等法律问题的理论、实践并不充分。